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个体化社会的日趋迫近，而伴随个体化进程而来的是所谓的为自己而活或自我文化[27]。这对于传统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及面对面社群衍生出的情感性共同体
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个体化社会的日趋迫近，而伴随个体化进程而来的是所谓的“为自己而活”或“自我文化”[27]。这对于传统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及面对面社群衍生出的情感性共同体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与挑战[28]。而个体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导致的熟人关系的疏离、危机甚至断裂则是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然而，具有社会性的个体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这种关系网的“撕裂”，反而会利用现代性的工具来修补和再造各种关系，一是过往关系的维系，二是当下关系的重塑。手机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这种工具，它缓释了个体成为城市里的“他者”和乡村中的“外人”的困境。
1.手机实现了城市中乡土关系的接续与复制
自芝加哥学派以来一直存在着社区消亡论和社区继续论的争议，前者认为随着人口向城市流动，传统社区共同体趋于消解;后者则认为许多居住于大城市的人仍保留着自己小圈子内的活动，在圈子内人与人保留着亲密与相互信任的关系[29]。这里的圈子即是一种同乡，如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等。这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考虑到现代通信手段对于个体关系的维系、连接与拓展。
来北京时我还年轻，儿子主要由家里老人照顾。我自己的爸妈年纪也越来越大了，所以隔三岔五都要打电话问问情况。一般是先联系公婆问问家里的情况，看看有什么事需要我拿主意和处理，然后再和孩子通话，最后要问问我爸妈看看他们的身体情况......虽然不在一起，但感觉和在家里一样。尤其是现在微信视频面对面地说话更亲近，我们村(长)建了一个微信群，群里会发各种通知和公示，如申请低保、财务公示等等，有时也通过微信投票和发表对村干部的意见。也有许多私事，如各种红白喜事等大家都会在群里通知，我也会发个红包给人家，人不在但人情还要在嘛......刚来北京走得最近的就是老乡，别看平时都忙联系少，但有什么事一个电话人就来了，我们建立了“老乡微信群”，找工作生活等方面都相互照应，节假日之类的也约着聚聚。
人的存在离不开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网络是指个人能够获得各种资源(如信息、物质、友谊等工具性或情感性帮助)的社会关系[30]。桃妹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往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支持网络受到重创，至少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断裂”，而在陌生的环境中接续和重塑这种社会支持网络意义重大，这对于桃妹也是一种情感皈依和前行的动力。第一，桃妹通过手机塑造一种压缩时空和虚拟在场的亲情关系，如远程教育自己的子女，问候自己的父母，对家中的事情给公婆提出处理意见，等等，通过这些她依然履行着“母亲、女儿、媳妇、女主人”的角色功能;第二，桃妹通过手机维系着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这也是一种“人情储蓄”，她通过网络积极参与村民的私人活动，如红白喜事发红包(礼金)，同时参与着村里的公共事务，如选举投票和评议干部等，这使其作为一名村民保持着一种在场，正如她所说“人不在但人情还要在”;第三，桃妹进入城市后保持着一种积极的“老乡关系”，这是一种乡土纽带关系在城市的移植与翻版，在手机联络功能的强化之下这种关系更加巩固和强化，如老乡之间日常的聚会与交流，生活中的互助互惠，找工作信息的提供，面对风险的共担，等等。这些“老乡关系”保障了都市中“异乡人”物质、情感和社会层面的需求，或可称之为是一种“生活共同体”。由此不难理解，桃妹并没有随着个体社会的到来而被“自我文化”裹挟，她还是保持着一种这种交往、互惠和连接的“生平情境”，这种生活积淀和智慧对于拓展其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2.手机帮助其拓展和延伸城市社会关系
流动人口的状态或许可以用中间、过渡和流动三个词来形容，他们的身体穿梭于乡村与城市之间，而认同和情感则充满了复杂和游移不定性，或可以称之为是一种“融入不进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这是一种“双重困境”。然而，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并非被动服从，除了积极延续乡村的熟人关系，也在不断地拓展城市陌生人的关系，试图将“生变熟”，建构自身新的社会关系。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手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来北京这么多年，回到老家都觉得不大习惯了，幸亏手机一直保持着联系，见了面也不生分。好多家里的街坊都问我要了电话号码，还有的加了微信，说是北京有好的工作给他们介绍。我介绍了好几个姐妹来干家政工呢......我觉得自己变得更爱说话了，也交了一些朋友，大部分和我一样是来打工的，关系最好的两个姐妹一个是四川的，另一个是湖北的。我和小云(堕胎后桃妹伺候过)关系特别好，她们谈朋友、结婚等大事都会告诉我。我微信好友圈里也有一些雇主，都是以前在人家家里做过，他们觉得很满意主动留了我的电话并加了微信，有的还会带着孩子来看我，说孩子想我......有的还买东西给我，有的给我介绍工作，还有的会把我的电话和微信推给其他朋友。将心比心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待人真诚，把活干好，总会有回报，人家也会高看你一眼。
桃妹的真诚、朴实、善良和勤劳是多数中国农村女性的特质，这种特质是在“生平情境”中塑造而成的，对于其在城市生活中社会关系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生平情境”是舒茨现象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历史，即个体所在的每一个情景不单单是“现在”或者“此时此刻”，往往还是“历史性的”[31]。个体过往的生活背景及其历史积淀都会形成其面对具体情景时可以利用的库存知识。桃妹的过往是基于情缘和地缘而形成的社会交往情境，遵循一种面对面、互惠互助、将心比心、感情流动的交往模式，形成一种“我们”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真心付出即会得到同样的回报，这样一种日常的交往模式成为当下的“生平情境”。面对城市的“陌生社会”，桃妹使用过往的库存知识，她始终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把工作干到最好，一定会与对方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这也为桃妹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成为其社会交往中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基于这些“生平情境”中的智慧，在手机作为交往工具的助推之下，桃妹不断地拓展了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
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个体化社会的日趋迫近，而伴随个体化进程而来的是所谓的“为自己而活”或“自我文化”[27]。这对于传统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及面对面社群衍生出的情感性共同体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与挑战[28]。而个体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导致的熟人关系的疏离、危机甚至断裂则是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然而，具有社会性的个体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这种关系网的“撕裂”，反而会利用现代性的工具来修补和再造各种关系，一是过往关系的维系，二是当下关系的重塑。手机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这种工具，它缓释了个体成为城市里的“他者”和乡村中的“外人”的困境。
1.手机实现了城市中乡土关系的接续与复制
自芝加哥学派以来一直存在着社区消亡论和社区继续论的争议，前者认为随着人口向城市流动，传统社区共同体趋于消解;后者则认为许多居住于大城市的人仍保留着自己小圈子内的活动，在圈子内人与人保留着亲密与相互信任的关系[29]。这里的圈子即是一种同乡，如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等。这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考虑到现代通信手段对于个体关系的维系、连接与拓展。
来北京时我还年轻，儿子主要由家里老人照顾。我自己的爸妈年纪也越来越大了，所以隔三岔五都要打电话问问情况。一般是先联系公婆问问家里的情况，看看有什么事需要我拿主意和处理，然后再和孩子通话，最后要问问我爸妈看看他们的身体情况......虽然不在一起，但感觉和在家里一样。尤其是现在微信视频面对面地说话更亲近，我们村(长)建了一个微信群，群里会发各种通知和公示，如申请低保、财务公示等等，有时也通过微信投票和发表对村干部的意见。也有许多私事，如各种红白喜事等大家都会在群里通知，我也会发个红包给人家，人不在但人情还要在嘛......刚来北京走得最近的就是老乡，别看平时都忙联系少，但有什么事一个电话人就来了，我们建立了“老乡微信群”，找工作生活等方面都相互照应，节假日之类的也约着聚聚。
人的存在离不开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网络是指个人能够获得各种资源(如信息、物质、友谊等工具性或情感性帮助)的社会关系[30]。桃妹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往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支持网络受到重创，至少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断裂”，而在陌生的环境中接续和重塑这种社会支持网络意义重大，这对于桃妹也是一种情感皈依和前行的动力。第一，桃妹通过手机塑造一种压缩时空和虚拟在场的亲情关系，如远程教育自己的子女，问候自己的父母，对家中的事情给公婆提出处理意见，等等，通过这些她依然履行着“母亲、女儿、媳妇、女主人”的角色功能;第二，桃妹通过手机维系着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这也是一种“人情储蓄”，她通过网络积极参与村民的私人活动，如红白喜事发红包(礼金)，同时参与着村里的公共事务，如选举投票和评议干部等，这使其作为一名村民保持着一种在场，正如她所说“人不在但人情还要在”;第三，桃妹进入城市后保持着一种积极的“老乡关系”，这是一种乡土纽带关系在城市的移植与翻版，在手机联络功能的强化之下这种关系更加巩固和强化，如老乡之间日常的聚会与交流，生活中的互助互惠，找工作信息的提供，面对风险的共担，等等。这些“老乡关系”保障了都市中“异乡人”物质、情感和社会层面的需求，或可称之为是一种“生活共同体”。由此不难理解，桃妹并没有随着个体社会的到来而被“自我文化”裹挟，她还是保持着一种这种交往、互惠和连接的“生平情境”，这种生活积淀和智慧对于拓展其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2.手机帮助其拓展和延伸城市社会关系
流动人口的状态或许可以用中间、过渡和流动三个词来形容，他们的身体穿梭于乡村与城市之间，而认同和情感则充满了复杂和游移不定性，或可以称之为是一种“融入不进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这是一种“双重困境”。然而，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并非被动服从，除了积极延续乡村的熟人关系，也在不断地拓展城市陌生人的关系，试图将“生变熟”，建构自身新的社会关系。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手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来北京这么多年，回到老家都觉得不大习惯了，幸亏手机一直保持着联系，见了面也不生分。好多家里的街坊都问我要了电话号码，还有的加了微信，说是北京有好的工作给他们介绍。我介绍了好几个姐妹来干家政工呢......我觉得自己变得更爱说话了，也交了一些朋友，大部分和我一样是来打工的，关系最好的两个姐妹一个是四川的，另一个是湖北的。我和小云(堕胎后桃妹伺候过)关系特别好，她们谈朋友、结婚等大事都会告诉我。我微信好友圈里也有一些雇主，都是以前在人家家里做过，他们觉得很满意主动留了我的电话并加了微信，有的还会带着孩子来看我，说孩子想我......有的还买东西给我，有的给我介绍工作，还有的会把我的电话和微信推给其他朋友。将心比心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待人真诚，把活干好，总会有回报，人家也会高看你一眼。
桃妹的真诚、朴实、善良和勤劳是多数中国农村女性的特质，这种特质是在“生平情境”中塑造而成的，对于其在城市生活中社会关系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生平情境”是舒茨现象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历史，即个体所在的每一个情景不单单是“现在”或者“此时此刻”，往往还是“历史性的”[31]。个体过往的生活背景及其历史积淀都会形成其面对具体情景时可以利用的库存知识。桃妹的过往是基于情缘和地缘而形成的社会交往情境，遵循一种面对面、互惠互助、将心比心、感情流动的交往模式，形成一种“我们”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真心付出即会得到同样的回报，这样一种日常的交往模式成为当下的“生平情境”。面对城市的“陌生社会”，桃妹使用过往的库存知识，她始终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把工作干到最好，一定会与对方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这也为桃妹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成为其社会交往中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基于这些“生平情境”中的智慧，在手机作为交往工具的助推之下，桃妹不断地拓展了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